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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灵魂总会遇见彼此。
首位金球奖亚裔女导演赵婷
一整个周末我都在猜《无依之地》的导演和演员们在星期天晚上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会穿什么。
这种好莱坞高光颁奖礼一般都相当于半个巴黎时装周，女星们都会照规矩穿戴上大牌设计师的最新礼服和珠宝作品，在电闪雷鸣般的镁光灯下衣香鬓影凌波微步，第二天各大媒体上的传统环节就是对这些穿戴煞有介事的评头论足，谁谁穿得像神仙姐姐，谁谁穿得像万圣节里的妖孽。
今年的晚会虽是云端举行，这热闹不似往年，却也还是有很多女星盛装在自家院子里摆pose的照片，在晚会刚一开始就已经登上了媒体网站。
《无依之地》的导演赵婷穿了件湖绿色半袖圆领汗衫，而主演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Frances McDormand)，她压根就没出现。她们就这样抱走了2021年金球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
赵婷在得知自己获得金球奖最佳导演后表示，“谢谢大家，我好开心。”
我对赵婷和麦克多蒙德着装的兴趣甚至大过了对影片所获奖项的预测，因为这部影片获奖差不多是笃定的，而这俩人的着装从来就没法用好莱坞的规矩来衡量。
麦克多蒙德贵为科恩嫂（老公是电影界大名鼎鼎的科恩兄弟导演组中的乔·科恩）、两度奥斯卡获奖人，参加颁奖典礼时大多是套一件长袖没腰身的袍子，基本从不化妆；2011年领托尼奖最佳女演员时披着件李维斯牛仔外套就上台了，用《纽约时报》的话说：“在好莱坞，这种温和的不合作简直就是在宣战。”
赵婷，一个在中国出生长大的38岁女导演，2015年出道至今只执导过三部影片，却已是名声鹊起。这部《无依之地》在金球奖之前就已经给她带来了34个导演奖、13个编剧奖和9个剪辑奖，使她成为现代美国电影史上一年内获奖最多的电影人。
她在之前出席颁奖典礼时的装束跟麦克多蒙德有一拼，常常是一件长袖没腰身的袍子配个牛仔靴，既不东方也不西方。去年九月《无依之地》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时候，赵婷和麦克多蒙德正在加州搞户外展映，两人坐在箱型车前拍了一段获奖感言。赵婷穿着牛仔裤、土黄色T恤衫，戴着棒球帽；麦克多蒙德穿了件镂空黑纱白点衬衫、黑灰色宽腿牛仔裤，配上一双露脚趾平底红凉鞋。
《无依之地》剧照
《无依之地》里其他演员就更不必说，他们大多是真人，演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开着箱型车居无定所浪迹天涯的生活别说跟精雕细琢珠光宝气的好莱坞格格不入，根本也是偏离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中产阶级美国梦的轨迹。他们的车里装着床铺被褥、碗筷桌椅、当作流动厕所的塑料桶，一些亲友赠送或路上收集来载着记忆的小物件，却根本没有空间能容下一件礼服。
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赵婷这么一个外来者能如此透彻地理解这批以年长白人为主的美国当代汽车游牧族那种连很多美国人都看不明白的生活方式、准确地捕捉到美国中西部苍茫景致中的广袤荒凉和坚韧、与麦克多蒙德这样的大牌明星和自我意识极强又脾性各异的群演合作得都如鱼得水，这就是答案。他们或多或少都是生活中的离经叛道者，他们都不肯在某时某地某种常规中安逸地停留，他们的灵魂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漂泊着。漂泊的灵魂总会遇见彼此，正像影片中的游牧族们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前面路上见。”
《无依之地》是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教授杰西卡.布鲁德（Jessica Bruder）2017年的纪实文学作品《无依之地：在21世纪的美国生存》改编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很多人失业进而流离失所，他们开始了像吉普赛人大篷车般的生活，驾着自己的箱型车，追寻着季节性的临时工作，四海为家。布鲁德花了三年的时间，驾车追踪着他们的轨迹，跟他们一起劳作一起生活，写成了这本书。作为出生在新泽西的进步派白人，布鲁德在原作中不乏对现实的批判：金融危机将人们推向崩溃边缘，社会福利体系薄弱将他们送上“无依之路”。当年很多书评都将这本书比作当代的《愤怒的葡萄》。
《愤怒的葡萄》中描写底层家庭失去所有后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上世纪30年代震撼全美，其作者、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在落笔前曾写过一段手记，“我想给那些贪婪的杂种贴上羞耻的标签，让他们知道自己要为此（大萧条及其影响）负责。”而布鲁德在《无依之地》出版后接受公共广播电台NPR的采访时也强调，大篷车式的生活并非浪漫，那些一开始强调这是自己的自主选择的人，深聊之后就会发现，背后都有着无法为外人道的心酸。布鲁德在节目中引用歌手简妮丝·卓普林（ Janis Joplin）的一句歌词说：“自由只是一无所有的代名词。”
《无依之地》剧照
在电影《无依之地》里，这些与美国本土政治经济政策状况紧密相连的因素仍然随处可见，比如真实人物群演琳达·梅（Linda May）对麦克多蒙德饰演的弗恩说：“我快62岁的时候，上网一查，我的社会安全金只有550块，弗恩，我工作了一辈子，我12岁就开始工作了，养大了两个女儿，我都不敢相信。”比如引领了大篷车游牧族潮流的油管网红、自己也是游牧族的鲍勃·威尔斯（Bob Wells）说的：“奇怪的是我们不仅接受美元的暴政、市场的暴政，我们还拥抱它们。我们心甘情愿套上美元暴政的缰绳就这样过了一辈子。我用骡马做比喻，骡马心甘情愿工作到死，然后被扔到草原上。那就是我们的下场。”
至于弗恩自己就更别说了，老公死了，小城的矿场关了，所有人都失业了、搬走了，连小城的邮政编码都取消了。她开着车到处流浪找工作，职介专员说现在工作难找，问她为什么不提前退休。“我那点福利不够过日子。”弗恩说。“可我也不知道你够格做什么样的工作。”职业专员说。
所有这些，在目前美国新冠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失业潮、逼迁潮汹涌而来的境况下很难让人不联想到现实的惨淡，而影片追踪游牧族走过的中西部地区，很多是支持特朗普的红州，也很难不让观众对影片做出政治化的判断。但奇怪的是，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这些完全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无依之地》剧照
这倒不是因为我完全沉浸在影片中无暇他顾，实际上这部影片的舒缓节奏给人留下很多边看边走神儿的空间。我想到了2007年的影片《荒野生存》（Into the Wild)，讲一个年轻人放弃令人艳羡的工作、捐掉所有存款，独自跑到阿拉斯加山林里去寻找自我，最后在山林里死去。还有2018年的影片《荒野之心》（Leave No Trace），讲一对父女住在森林里与人世隔绝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被人发现后社会福利机构介入，给父亲安排工作、女儿安排学校，但两人无法忍受回归常态的生活不断逃跑，最后一次女儿决定留在俗世，而父亲独自回归山林。
我想到了侯孝贤、蔡明亮的缓慢叙事里那种若有若无的抑郁和惆怅；李安的《断背山》和古老美国西部片里的雄浑壮阔的风光；我想到了所有我挚爱的、因为没有跌宕起伏的离奇情节而完全不怕剧透的行云流水般的影片--《派特森》（Paterson）、《鬼魅浮生》（A Ghost Story）、《少年时代》（Boyhood)、《第一只牛》（First Cow）、《从不，很少，有时，总是》（Never RarelySometimes Always》......
我想到了《大象席地而坐》的结尾：夜行的长途车在荒野里停下来，一车陷入生活设置的无法解脱的藩篱中的人们走下车，被车灯诡谲尖利的光照着，听到远处传来大象的嘶叫声；我甚至想到了我自己20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琳琅满目的奢华橱窗和摩肩接踵的人群中，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在空气里漂浮的透明肥皂泡的那种透彻骨髓的忧伤。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都跟《无依之地》有着这样或那样精神上的联系或契合。
《无依之地》海报
作为一个时事新闻记者，我唯一没想到的就是美国的时事。我觉得这大概是由于导演的刻意安排——原著里批判现实的元素在电影里只是现实而没有批判，是一种作为人像背景画布存在、而不是太过高声喧宾夺主的现实，那些不是赵婷要讲的故事。她曾经对媒体说过，在拍片时“我一直在想我在中国的家人——他们会怎么看待一个南达科他州的牛仔，或者一个60多岁的在美国生活的女人? 如果我把任何问题都说得太具体，我知道这会造成障碍。他们会说，‘这是他们的问题’。”
这个北京长的女孩家境殷实，父母离异，还顶着宋丹丹养女的光环，却说自己曾经是个“野孩子”；小时候成绩差、画日本动漫、写同人小说；14岁远赴英国读寄宿高中，在美国念完政治系本科后在酒吧打工，之后又进了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这段已经可以算得上居无定所四海漂泊的经历，大约正像《无依之地》中的游牧族一样，是自主选择和无奈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放在美国的情境下，赵婷很明显曾经主动做出过一个不合常规的选择。对于外来者，美国一直在传达着一个矛盾的信息，她说你应当保持和彰显自己的文化，同时又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有一个所谓“主流文化”为你和所有人竖起了标杆。于是大多数移民就被置于一个古怪的境地，必须一边努力削足适履“融入主流”，一边又按照“主流”的肤浅期待穿上各自的行头，把自己打扮成很民族的样子。也不是说没人看出来这其中的荒谬之处，只不过这就是在这个国家生存最简单的法则。
按照这个思路，赵婷在2015年拍毕业作品时本应该留在纽约，拍个新版《华尔街之狼》或电影版《北京人在纽约》。可她那时候大概也没想过什么融入主流的事，只因为被南达卡塔州的风景所吸引，就跑到那里的印第安保护区拍出了那部讲述印第安青年人挣扎生活的《哥哥教我的歌》。一个外来人去拍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边缘人的故事，听起来实在很“不入流”，可或许正因为这种“不入流”，她眼里也没了那些标签化的范式，才能看到那些更真实的关于人的故事。
《无依之地》导演赵婷
也正是因此，《无依之地》里让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影片暴露出的美国政治经济养老福利的问题，而是罹癌后生命无多的旅友Swankie对旅途中所见奇景的回忆，是游牧族老大、须发皆白的斯威尔对弗恩提起自己儿子五年前自杀身亡时的哽咽；是旅途中偶遇、几年后又再重逢的流浪年轻人对弗恩讲起自己曾经的女友时脸上的甜蜜；是Swankie死后旅友们按照她喜欢的方式把石头丢进篝火表达的哀思。
影片中弗恩放弃了跟旅途中遇到的互有好感的朋友重组家庭安居乐业的机会，重新上路后有个镜头：天已擦黑，她手持一枝烟花，星星点点绽开的细碎花火，给她的脸颊上投上一层温暖的光晕。她脸上带着淡然的微笑，边走边对四周的旷野说：“Happy New Year。” 远处好像有人作答，又好像没有。
你可以说在路上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弗恩的选择，习惯了安稳的人不会懂得。但又或许，这种自由里的孤独或孤独里的自由根本就是人类逃不出的宿命，但凡在在世间负重前行的人，谁又能不懂呢？
（荣筱箐，纽约媒体记者，AliciaPatterson Fellow，普利策中心新闻资助金获得者）
文章原载于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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