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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玩clubhouse吧,我和我的手机大战全世界

有个朋友前两天问我要不要clubhouse的邀请码,我感动的稀里哗啦。这个正夯的新型语音社交平台仿照上流社会高级会所的模式,必须有人邀请才能登录。这让我想起曼哈顿的一家高档会所,需要有三个文化名人同时推荐才有资格申请加入。有个朋友恰巧是会员,我有一次跟去蹭饭,会所二楼全是书架,从地面到天花板那种,上面摞满了书。朋友说这些书全是会员写的,我随便抽出一本,作者是John Updike。

 

这个clubhouse邀请函虽说也不过是爱穿牛仔裤和格子衫的硅谷理工男为自抬身价搞出的故弄玄虚的把戏,跟所谓的上流社会会所也没啥实质性的关系,但那时候一个邀请码也在ebay上卖到一百多刀,所以有人主动发来邀请码,相当于有人在十年前送你两枚比特币,怎么能不让人眼圈发红呢。

 

我本来也不大热衷加入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但朋友分享她在这款平台上遨游的感受,有一种不上就会被时代抛弃再踏上千万只脚的感觉,把我弄得心旌摇曳。怀着对成为新款社交软件弄潮儿的无限憧憬,我连连道谢,欣然接受。朋友说,好,那我邀请你的手机号。

 

手机号?!我这才想起来之前在相关报道里看到过,这是一款苹果手机软件,可是我、我、我,我既没有苹果手机,也没有其它任何智能手机。我的手机她、她、她,是个老实巴交的古典型,除了打电话没有任何其他花花肠子,她甚至连翻盖儿也不会。她长这样:

 

这是我这辈子用过的第二部手机,第一部倒是个翻盖的,有一天她的盖翻掉了,她就这样寿终正寝了。这一部和她姐姐一样,都是开台时电话公司送的,她跟了我快十年了。今天的很多人大概都不相信手机电池能坚持十年,对,我的手机就是这样的一个奇迹,我为她感到骄傲。她其貌不扬,却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我的生活提供着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方便。我爱的就是她这有为有不为的分寸、本份不越矩的性子,不像那些花枝招展的智能手机,走到哪儿都自带网络信号的光环,无时无刻非要扯着我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

 

为了维持跟她不离不弃的海誓山盟,我没少受闲气。希拉里和特朗普竞选总统那年,我去采访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当天希拉里要接受候选人提名并发表演讲,会场方圆几里戒备森严,一切闲杂车辆不得入内。为了给与会者打车的方便,会议区特设了一个Uber站点。开完会已经晚上11点多,我问现场工作人员怎么从会场区走到外面的普通街道上去打车。工作人员:那要走很远啊,你为什么不叫Uber呢。我:我没有Uber软件啊。工作人员:你就下载一个呗,很快的。我:我没法下载。工作人员:你就用手机下载就行。我:我的手机没法下载。工作人员:可以的,我帮你。我留个他一个神秘的微笑,然后跋山涉水走了快半个小时终于在路边拦到了出租车。

 

我老公对我的手机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整天数落她的不是,好像正室面对得宠的二姨太。这倒不为别的,主要是我经常需要出门采访,而采访时又经常找不到地方,找不到地方时又经常给他打电话让他帮我查地址,他被弄得不厌其烦,已经差不多连续十年要求在圣诞节送我智能手机,每次都被我言辞拒绝。如果我老公懂中文,他一定会骂我“白痴”,可现在他只能恨恨的骂一句“moron”。可是我有时候觉得他这是在自毁前程--我觉得这是一个所有女人都知道却不会告诉男人的秘密:如果不为了查地址,还要个老公干什么呢?

 

我知道这让我看起来像个被时代抛弃的孤寡老人,但至少到目前我仍然相信是我在主动抛弃时代。我跟我的手机这种不离不弃的感情,一开始其实只是因为不想浪费开台时的便利,就像住对门的两个单身男女为省房租搬到了一块儿,完全是功利性的。到后来它越来越成了一种理念的坚持:一种对苹果精心算计按部就班的投放诱饵、套牢一代代果粉的邪教般的商业模式的拒绝;一种对网络无孔不入跟踪和侵略正常生活的反抗;一种对现代生活的统一模板竖起的中指。

 

莫言说在所有人都哭的时候,应该允许有人不哭,李文亮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同理,在所有人都用煤气灶的时候,应当允许有人钻木取火;一个健康的社会也不应该只有一款手机。

 

我不知道所谓的公平世界看上去到底是什么样,但至少它不应该是一个没有手机的人上不了公共汽车、买不了菜、90多岁还要被抬到银行做人脸识别的世界。我对我的手机没有别的要求,只想她好好的活着和我一起继续这个实验,我们俩牵着手和那些被高科技飞速前进的脚步落在后面的人们站在一起,看看我们到底可以这样挺到什么时候。

 

但前两天我的手机出事了,这让我意识我们俩一起到地老天荒的梦想现在已经越来越渺茫。这倒不是因为她出现了功能性病变,她老则老矣,可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但这天她被歧视了。疫情期间歧视事件当然是层出不穷,最常见的就是让你滚回自己的国家去。可我的手机经历的是我所知道各类歧视事件中最严重的一种,人家不是让她“滚回你的出品厂家”,而是直接说:“像你这样的干脆别活了。”

 

话说这天傍晚,我收到手机公司发来的短信,说他们在更新系统,“您的手机类型不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语音服务”。我搞不清这古怪的语言到底是在说啥,也并没放在心上。第二天就发现用这部手机拨任何号码都只能直接转到电话公司的自动录音。找到了公司客服,对方说:“是这样,我们公司已经更新到4G和5G系统,不能再支撑您的手机型号了。” 我听得火冒三丈,拿出大学里参加辩论队积攒下的吵架本事,雄辩为什么客户应当有选择手机机型的自由,为什么强制客户换手机是不法商业促销,为什么我要为了一部在他们看起来毫无价值的旧手机如此分毫不让。

 

这件事最终是这样结束的:我的手机在他们这G那G的网络里莫名其妙的又续上了命,一切功能恢复正常,电话公司还主动减了10块月费表示歉意。但我知道这样的事早晚还是会再发生,而且是越来越频繁的发生。我能感觉到那只要扼住我手机喉咙的手正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它举着科技进步的正义旗帜,不攻城略地绝不会善罢甘休。

 

我也知道我跟她最终是不可能逃脱时代的重压遗世独立的,因为,我虽可以为了理念牺牲些可有可无的方便,甚或一个炙手可热的clubhouse邀请码,但我毕竟也不是可以为了理念玉石俱焚的人,要不然我也不会背着她,去买了一个虽不自带网络,却可以在wi-fi环境里发微信公众号的ipad。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等那一天终于来到的时候,我就把我尽忠职守的老手机,连带我抵制科技和商业泛滥的唐吉珂德式的理想,一并埋了吧。但在那一天之前,世界,你附耳过来,我和我的手机想对你说句悄悄话----“草泥马,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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