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筱箐
5月24日,多云,55-66华氏度
今天,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接近10万大关,《纽约时报》头版整页密密麻麻都是名字。这是新冠肺炎逝者的名字,总共1000个,占所有逝者的百分之一。这些名字是编辑记者们在全国各地数百家媒体发出的讣告和死亡通知里收集来的,《时报》网络版上还做了一张互动图,每个名字都是一个人影,还配了讣告里摘录的一句简介。
所以我们知道:华盛顿州Benton郡75岁的Fred Walter Gray喜欢把熏肉和土豆饼煎得脆脆的,密歇根州West Bloomfield郡69岁的Carol Sue Rubin喜欢旅行、打麻将和做填字游戏,洛杉矶32岁的Jessica Beatriz Cortez三年以前才移民来美国,路易斯安娜州79岁的Minette Goff Cooper总喜欢对人们说她爱他们......
我们也知道他们都已经不在了,就像《时报》在互动图上配的短文中所说:
“10万,是个标志性的数字。自家的车跑到这个六位数的里程就值得庆贺了,一个地方的居民达到这个数感觉就像是个城市了:德州的San Angelo,威斯康辛州的Kenosha,加州的Vacaville都是如此。想像一下,一个10万人的城市,新年那天还在,现在已经从美国地图上消失了。”
在报纸印刷版上,这篇全由名字组成,没有语句也没有照片的长文有个导语:“他们不只是名单上的名字,他们曾经就是你我”。
这种编排对一份报纸来说显得独树一帜,《纽约时报》的一位老编辑说,在过去40年里都没见过头版没有图片的情况。但在美国文化中,在重大灾难过后铭刻下逝去的普通人的名字其实是个传统。
台湾诗人罗门1961年那首旷世名作《麦坚利堡》写的就是诗人参观美国在菲律宾马尼拉郊区为二战太平洋战区中的美军亡魂建立的公墓的感受。“史密斯/威廉斯/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你们的名字运回故乡/比入冬的海水还冷”。3万6286个能确认身份的史密斯、威廉斯们,名字都被刻在白色大理石做成的十字架上,一个不落。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墙,由林徽因的侄女林樱设计,光可鉴人的黑色花岗岩面上刻着五万多个越战中死去的老兵的名字。
2011年9月,纽约的9/11纪念馆落成开幕,在曼哈顿下城这片被称作零点废墟的地方,沿着青石路,穿过400多棵白橡斑驳的树影,大地在眼前洞开,两个200英尺见方、30英尺高的水池被包裹在飞流直下的人工瀑布中,水流在池底汇集平缓如镜,之后再落入15英尺深的池眼里。
水池的四周的短墙支起黑褐色的铜匾,匾上满满刻着是死难者的姓名,2983个,其中还包括了两架飞机上的乘客和1993年世贸爆炸案中的死者和牺牲的救援人员。
那年纪念馆主设计师麦克阿拉德对我说,纪念馆从设计招标到落成历时七年,人们现在看到的纪念馆很多地方与他最初的设计并不相符,都是为了顾全大局的妥协,但有一样他死活都要坚持,就是铜匾上死难者姓名的排序。
阿拉德一开始就提出排序要反映出人们之间的亲疏关系,家人、同事、朋友即使已经故去,名字也应当挨在一起。但这个想法一度因为太过费时费力而几乎被放弃。“要说这么些年我最难过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不同意这种排序方法,而我又想不出一个既省事,又对得起死难者的方法。”阿拉德说。
但2006年,纽约市长彭博接任“9·11”基金会主席,经过在市长官邸一天的会议,阿拉德终于说服了彭博。设计师向死难者家属发出邀请,请他们提出自己亲人的名字应当与谁排在一起的建议,之后阿拉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把名字排好了,家属们提出的1200条建议全部得到了满足。
“当你看那些名字的时候,他们好像是随便排列的,但对于知道其中故事的人,他们又都是有意义的。比如一个女孩的父亲在世贸倒塌时丧生,而她最好的朋友又是宾州坠毁的那架飞机上的乘务员,只有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才能显示出‘9/11’对生命的巨大摧残。”阿拉德对我说。
当然,铭刻死者姓名的做法只是个形式,即使在美国,众生平等、人人受到同样尊重的理想状态也只是个传说。纽约大学一年级学生毛彬丞去年底和同学们一起成立一个叫东海岸反歧视促包容联盟的大学生组织,针对美国的显性和隐性歧视发声。这个组织推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收集美国少数族裔的姓名,在网上公布这些姓名的正确发音方法,以此凸显美国少数族裔仅仅因为名字不合英语常规就会被忽视甚至被歧视的事实。“如果你对一个人名字的正确读音都没兴趣了解,还何谈尊重他人呢?”毛彬丞对我说。
但无论怎样,有个形式也还是好过什么都没有,即使是一个名惠实不至的形式,至少也还是指出了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就像每年9/11纪念日活动上,政府官员和死难者家属花上几个小时宣读的死难者的姓名,无论听上去有多么枯燥,还是会一年一度的提醒你,这是被仇恨无端夺去的生命;那些纪念馆铜匾上深刻的名字无论看起来多么冰冷,偶尔插在某个名字的某个字母上的一朵玫瑰,还是能让你感受到这些生命曾经有过的温度。
帮《纽约时报》那篇名字文收集资料的一位新闻学院华人学生曾经问我到哪里可以找到中文媒体上关于新冠逝者的讣文,这其实并不容易。中文媒体并没有英文媒体上常见的由记者为普通人撰写的讣文,大多只刊登亲友自己撰文的付费广告,而这些广告的内容大多只是通知入葬的时间和地点,鲜有对逝者生平的回顾,更看不到逝者的性情喜好。刻着所有死难者名字的灾难纪念碑在中文世界里也不常见。
华人对死亡的态度沉郁又低调,大多会把对逝者的怀念深藏在心里,轻易不愿与外人分享。对于个人疗伤这种内敛的方式或许有效,但很多关于生命的集体记忆也会因此缺失。而那些所有人心上共同的伤痛,在无字无碑的沉默中捂得越久,也会越难愈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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