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筱箐

5月1日，阴转晴，50-63华氏度

阴转晴，这样的天气简直是个隐喻。

这两天，纽约从住院人数到死亡人数，疫情相关各项指标总体上都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疫情高峰已经过去了。人们开始为解封筹划，学校怎么防护、餐馆怎么防护，热热闹闹的，就好像快过年似的。

可我心里总是惴惴不安，这云缝里漏出的阳光看上去狡猾而虚伪，我猜不透它背后的深意。阳台显得很空旷，我感觉自己像是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一路跑来，一路很不容易，气喘吁吁，跑到了一处四下无人的旷野，却有种任你喊破了嗓子都不会有人回应的孤寂。

天地广阔，或许也还有无限前程。可我一心想要的只是原路退回去。要是我能在这时候捕到普希金笔下那条会说话的金鱼，我一定会说：”我只有一个愿望，你能把从前那个世界还给我吗？”

还给我那个1985年的世界吧，那一年一切让人伤心的事好像都还没发生，人们都单纯得像岩缝里滴落的水珠，映射出理想七彩的光晕。那一年港台群星录制了一首合唱《明天会更好》，歌星们的妆容简单朴素好像高中生，他们唱，“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大家都信了。那时候明星代表的还是技艺，不是绯闻。我还是个小屁孩，明天遥远到好像永远不会到来。

还给我那个1995年的世界吧，那一年，中国的网民第一次在一个叫“瀛海威时空”的网站上得到了和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互致问候的神奇体验。那年有个叫Rose的姑娘在网上公布自己得了绝症，收获的也并不是捐款或质疑，而是一些真心实意的问候电邮，然后据说Rose是身披婚纱在爱人的怀抱里死去。

人们宁愿相信这个故事，那时候互联网还处在白衣飘飘的年代，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还像春天的野花一样肆意生长，人肉搜索网络暴力僵尸粉和水军都还闻所未闻。我正在大学里踌躇满志，在十个人一间挤得像鸽子笼一般的宿舍里指点江山，幻想着未来的无限可能。

还给我那个2005年的世界吧，那一年有场叫禽流感的疫情引起世界的恐慌，情形和今天的疫情有类似之处，但人们的应对却有天壤之别。到那年年底全世界禽流感死亡人数不过几十人，各国召开了好几次国际会议，卫生部门要员们商量着如何携手抗疫，扑灭这场人类共同的威胁。

没有人幻想病毒会像奇迹般消失，没有人叫嚷着要对病毒溯本求源，对始发国问责索赔。那时候我在纽约的一家英文小杂志工作，杂志是左派，可我连左右都分不清，还相信语言文化和政治立场不足以把人类搞到四分五裂，地球村将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还给我那个2015年的世界吧，那一年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因为刊登了得罪极端穆斯林的漫画，巴黎总部遭遇恐怖分子袭击，造成12人死亡、10余人受伤。全世界的人们高举“我是查理”标语，在各自的城市集会，声援言论自由讨伐恐怖主义。在巴黎的一场反恐大游行中，40多个国家的领袖手挽手站成人墙，其中包括之前势不两立的敌对国首领。

那件事之后，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黑暗里长出的死亡让人懂得了生命和光，就像仇恨里长出的恐袭让人懂得了理解尊重和爱，有了这些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在吵吵嚷嚷中分崩离析碎成微不足道的尘埃......当那些原本只会同时出现在针锋相对的谈判桌上的人们站在同一条船上，或许我们真的可以说恐袭拯救了世界。”

那只是五年之前，可那时候不管是世界和我自己都还是太幼稚。就算恐袭能够拯救那个世界，新冠病毒却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拯救现在这个。

以前的那个世界，我曾经无数次抱怨过的她，嫌她不够美，嫌她没悬念，嫌她缺乏奇迹和激情，好像看墙上的油漆慢慢变干；嫌柴米油盐太近，诗和远方太远，嫌人心太深笑容太浅；嫌派对上端着酒杯与人交际太累，嫌家里的老人絮絮叨叨太烦。我抱怨过她的呱噪，抱怨过人们的斤斤计较，抱怨过她给我的担子太重选择太少。

可是现在，在2020年这个暮春的傍晚，当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了所有的魔鬼，我才知道，我从前整天唧唧歪歪无病呻吟，只不过是被一个虽不完美却还算纯良的世界宠坏了，就像吵了一辈子怨侣，离了婚才想起对方的好来。

9/11以后，人们进机场得脱衣脱鞋，开玩笑时提到“炸弹”立马惹来一身麻烦，在网上买个压力锅晚都能招来特警上门，看到地铁上一个黑色塑料袋都能吓出一身冷汗。照9/11之前的标准，后来的人们已经有些疯了。但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疯了，这样的一个世界接受起来似乎没有想像的那么难。

这让我特别害怕。耳机里群星还在唱，“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眼前是日落，但它也可以是日出。在事情明了之前，日出和日落看上去本来也没什么区别。

但我就是害怕。病毒早晚会消失，大地也会光彩重生，可如果我们都习惯了这场疫情带来的恐慌、混乱、生灵涂炭和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分崩离析，病毒消失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小金鱼，我以后再也不叽歪了，我想念从前的那个世界，你能让她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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