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筱箐

纽约市政府周二宣布疫情期间小学到初中的学生将不再用分数计算成绩，按时完成作业的计为“及格”，不按时完成作业的计为......呃，你猜错了，不是“不及格”，而是一个非常温柔而又正能量的词“需要提高”。市政府说，孩子们疫情期间已经受了很多伤害啦，远程上课已经很不容易啦，咱就别再用分数这种东西刺激孩子们孱弱的小心灵了。

这让我想起前两天我在中国读小学的侄女写的一段小文：“下节课发成绩，我无精打采地趴在课桌上，想着那踩着铃声，匆匆写完，甚至没有检查的卷子，心里像有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我暗暗祈祷着上课铃晚一会儿打，再晚一会儿打，上课铃还是响了起来，叮铃铃的声音仿佛宣告着死神的来临......”

都是经历了疫情的惊吓，心灵受到伤害的孩子啊，待遇真是天壤之别。不过说实话，如果是我的孩子，如果是亲生的，那我还是想让TA在一个用分数计算成绩的环境里学习。中国曾经有过”成绩无用，白卷英雄”的荒谬时代，相信只要亲历或听说过这段过往的人都不想再回去，可是纽约的教育政策现在差不多正在往那个方向靠拢了。

纽约这个新政策看似是疫情期间的临时措施，其实却是这些年来纽约乃至全美愈演愈烈的反考试、反分数运动的一部分。

我在美国的20年里，亲见了考试在美国教育体系里所占地位的戏剧性变化，这个变化曲线基本可以概括为五年河东，五年河西，从此之后回到河东越走越远。

这个故事要先从小布什总统讲起，在他2002推出“有教无类”（No Child Left Behind）政策之前，美国孩子原本不用考什么试就能直到升入高中。这样虽然童年愉快又完整，未来却蒙上阴云。小布什意识到美国学生的课业水平已经落后于很多发达甚至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强基础教育，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设立期末考试，学生考试成绩算作衡量各校得到联邦拨款的一个标准。

奥巴马总统上任初期，全美推行“普遍标准”（common core）教学大纲，“普遍标准”规定了各年级应该达到的知识水平，基本与亚洲国家的教学标准持平，却比美国很多州之前使用的教学标准高出了几个台阶。

在纽约，前市长彭博(Michael Bloomberg) 是最先明白这个道理的执政者。早在没有成为市长之前，彭博就曾让他创立的公司彭博通讯社出资，帮助霍普津斯大学和南京大学合建了设在南大的中美研究中心。他不只一次对于中式教育在培养人材方面的成果公开称赞，在担任市长后更开始尝试引入他山之石 。

彭博上台之前，纽约的中小学没有留级制度，但到了高中毕业时，能够按时通过会考拿到高中毕业证的比例从来没上过50%。

2004年，彭博开始实行中小学生按期末考试成绩决定升留级的铁腕政策，即使冒着得罪选民失去联任机会的危险，在留级制上仍然保持了强硬的态度，还在之后的几年内进一步推出了每年五次的阶段考试，让老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给跟不上的学生及时提供帮助。在成绩普遍较差的学校，市政府还对考试达到一定分数的学生设立了奖金鼓励制度。那时候纽约市的中小学生面临的考试压力几乎快与中国学生不相上下，但纽约市高中生的按时毕业率也逐年上升，一度超过60%，创下了历史记录。

但这些制度一开始就骂声不断，在纽约和全国各地，从教育专家到维权人士举行了无数抗议示威，指责考试制度是对黑人和西语裔的种族歧视，因为这两个族裔的学生普遍成绩较差，相对白人和亚裔留级的机会也要大得多。

2013年，纽约首次按照“普遍标准”设计全州会考试题，及格率被腰斩，跌破30%，一时间哀鸿遍野，连市政府都不得不出来灭火，宣布那次考试成绩不作为升留级的依据。

但反考试运动真正发起总攻是在2014年，那一年，在纽约有超过五万名学生拒绝参加州会考，一年以后这一数字更猛增到了20万，占所有被要求参加州会考学生的20%。

2015年10月，奥巴马总统在脸书上给美国家长们出了选择道题：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还有点空余时间，你希望他们用这些时间A）学一样乐器 B）学一种新语言 C）学习编程 D）参加更多的标准化考试。问题其实只是个幌子，总统真正想说的是一条新政策：各地学生用于考试的时间不得超过课堂时间的2%。

到了现在不仅所谓“普遍标准”早就被打入冷宫，纽约州教育厅已经在考虑取消会考，而纽约市前年夏天就开始嚷着要取消俗称特殊高中的重点高中入学考试。这次推出的中小学不计分数政策正是这种思维顺理成章的下文，纽约市议会教育委员会主席崔马克已经致信市政府要求全面考虑改革学校的计分和教育体系，这种不计分的政策以疫情为契机逐渐推广继而成为定案也未必不可能。

那美国学生的考试负担到底有多重才催生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反考试运动呢？“大城市学校协会”之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一个美国人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平均需要参加112次标准化考试，也就是每年八次。中国学生看到这个数字大概都会百思不得其解，这明明已经是活在蜜罐里了，好吧？

的确这场反考试运动不只是考试本身这么简单而更多是政治作怪。左派和教师工会对以学生考试成绩来评定教师优劣的做法嗤之以鼻，而右派又对联邦政府干预地方教育事务恨之入骨，结果，本来势不两立的两派在反考试问题达成了空前一致，推动了整个教育风气的转变。

但政治的狡猾之处就在于，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要找个超出自身政治利益的高尚理由，比如“为了孩子”。结果，在这场反考试运动中，考试这件事就被描绘得十恶不赦-=即不能体现出学生的真实水平，又要让孩子们经受心理折磨，好像考试原本就是为了毒害少年儿童而诞生的。

我也曾经有过痛恨考试的年龄，还天真的以为世界上只要没有考试，就会没有烦恼。但现在回想，我还是庆幸自己曾经在中国那套严格的考试和计分体制下成长。考试中培养出的短时间内的反应、判断、策略、取舍和保持头脑冷静、心态平和的心理素质，这难道不都是后来职场上的必备神功吗？

一次考试决定生留级不公平？你能在求职被拒之后跟面试你的人事经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吗？而那种考试失败后保持信心不崩，收拾心情重整旗鼓，迈步再出发，不就是后来的“论成败，人生豪迈，不过是从头再来”吗？不练童子功的孩子们以后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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