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筱箐

这个周六，纽约风和日丽，我们决定到家附近的小湖边去散步。湖边是一大片湿地，市政府用木板和石块修了一条断断续续小路。这使得所谓散步其实有如野地行军，必须要像铁掌水上漂那样在这些木板和石块上蹦蹦跳跳，转闪腾挪，才不至于掉到两边的烂泥潭里去。

这在平时是不难的，这个湖本来就鲜为人知，小路上几乎没有人烟。可周六这天，我们在这里见到了自这条路开辟以来最多的人流。快憋疯了的人们趁着暖阳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其中一半以上没戴口罩，在小路上狭路相逢的时候，不戴口罩的勇者胜，大步流星不管不顾从你身边走过，谁想保持社交距离，就只能自甘堕落陷入泥潭。

4月27日，人们走过美国纽约街头的一处菜市场。

其实，纽约抗疫开始到现在遇到的一大挑战就是人们对社交距离规定的漠视。4月19日，市政府把违反社交距离的罚款从5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还开了通了手机app，呼吁市民见到有人不遵守社交距离，就拍下照片通过app发给市政府举报。

结果，app里收到的照片不少，但很多跟社交距离无关，比如有竖中指的，有给市长脸上加上两撇希特勒的小胡子的，还有......呃......一般只出现在色情片里的某些器官的特写。很多人还在图片上配了说明，比如：“那些举报邻居和社区店铺的人，你们做的就是纳粹帝国的事。”

这样的照片有多少？市政府没说，但前两天这款软件被暂时关闭，以清理这些图片。

这听上去多少有点奇怪。告密文化在西方本来古已有之，耶稣当年就是被犹大为了30个银币向敌人告密，才上了十字架。只是那时候没有手机，告密是个体力活。最后的晚餐上，已经受到了怀疑的犹大，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前离席，去给敌军引路。要是现在，给敌军发个定位，然后若无其事的接着吃就行了。

到了现代社会，在某些情况下，告密甚至是法律要求必须尽到的职责。比如教师或者医生，在发现学生或病人有遭受家暴的迹象时必须要向执法人员举报。

即使不是法律规定，美国人好“多管闲事”的也不在少数，从邻居家的撕打声到陌生人在路边抽大麻都会引来举报。

我有一次在一家中餐馆点了外卖，正等着，进来一个“老外”，向餐馆老板投诉，说看到他家的外卖小哥在人行道上骑车。“这样很危险的，如果撞到人，你们是要但责任的。”说完就走了出去。华人老板和老板娘面面相觑，一个说：“我以为他是来点餐的。”另一个说：“原来不是我们的客人。”

你可以解释成这是因为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文化中长大的人很难理解有人会愿意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但实际上在美国，告密文化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白人主导，不只是华人，基本上所有少数族裔对此都不大感冒。

白人事不关己都要上来说两句，而少数族裔往往连自己受到攻击时都懒得报警，更别说主动去举报跟自己无关的事。这里面的原因可不是一句“没有责任感”那么简单。

新冠疫情开始后，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攻击越来越多，一个曾经在街上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朝脸上吐了口水的朋友告诉我，他没报警，因为他不懂英文，更因为他觉得警察一定会护着白人，说不定报警还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位朋友曾经在一段不能停车的路段，暂时停了一下车，就吃了一张200美元的罚单。当时有四辆车排队停在这里，他排在第三位，警察绕过前两辆，放过最后一辆，单单罚了他。恰巧其他三个司机都是白人，而他连用英语为自己争辩都不会。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黑人社区，向官方举报这种行为向来就被作为社区之耻，遭到全社区的唾弃。即使在警方调查罪案时被带去警局问话的目击者往往也是一问三不知，令警察很抓狂。

这其实也不难解释，告密往往是出于对体制的绝对信任，只有在体制里得到了好处的人，才能有这种信心。被体制本身的不公伤害过的人，躲都躲不及，谁还会主动靠拢呢？所以告密者秉持的正义，从来都不是一个客观的概念。特别是当正义和政治扯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更加面目不清，在立场、角度、着眼点和时间的摆弄下耍出72变来。今天的为正义而战，可能变成明天的助纣为虐。

所以你看，今天咱们有了手机，告密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可是这件事里涉及的是非曲直，仍然还是这世上最复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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