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筱箐

一、

我的邻居确诊了，不止一个，对于这件事，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

我是从物业经理发来的电邮里得知的这个消息。这封信长达两页，一半内容是物业对自己在如此艰难的时刻维持正常运作的自我表扬，另有40%是号召邻居们振作精神，一起来祈求上天让大家平安。剩下10%浓缩为一段话，里面只有一句是跟确诊病例有关：“我们楼有人确诊了。” 

我之所以知道不止一人，是因为这句话里“人”用的是复数people而不是单数的person，其他的信息一概没有。原因呢，正如这段话后面几句所解释的：“因为隐私和保密法律，我们的律师建议我们不要透露关于这些人的任何信息，但他们会按照疾病防御署的建议的保持隔离。”

在新闻界混了这么多年，又处于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对信息这样东西的性质多少有点体会：一条信息只有当人们有办法去利用它去趋利避害时才是有用的，否则就像挂在秃头上挂着的几根头发--还不如没有好。物业发来的这封信就属于后者。

我们楼是这一带为数不多的高楼大厦，30多层里面300多户人家，宛如一个小村落，很多公寓因为之间的距离远，连鸡犬之声也不相闻。如果有人确诊，显然是同一楼层或上下左右紧邻的邻居更应当多加防范，但这封“不透露任何信息”的邮件，除了让整个楼的人心里都提心吊胆，相互猜疑之外，对于防止病毒蔓延不能起到任何实际作用。

二、

自从10年前我搬来这里，一直是个安分守己的模范居民，不执拗、不较真、不打探小道消息、不嚼舌根。但这次，为了活命，我决定把这些隐藏多年的独门暗器全使出来。

先打电话给物业经理：

我：“听说咱们楼有人确诊了，你能告诉我是哪个楼层的吗？”

经理：“根据隐私法和保密法，我们的律师建议不要透露任何信息。”

我：“我理解你们对隐私的考虑，我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我只是想如果他们跟我住的近，我就把暖气关掉、把厕所的通风口封起来。”

经理：“根据隐私法和保密法，我们的律师建议不要透露任何信息。”

我：“要不这样，我换个问法吧：疫情一开始我就想好了，如果在我上下楼层的单元中有人确诊，我就把我家的暖气关掉、把厕所通风口密封起来，你觉得现在是时候这样做吗？”

经理：“根据隐私法和保密法，我们的律师建议不要透露任何信息。”

我：“喂，喂，经理，请问您是真人还是电话录音啊？”

这招失败之后，我又想了一招。趁晚上夜深人静四下无人的时候去大厅里跟门卫打听。午夜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戴上口罩手套就差没穿夜行衣，避过省力却危险的电梯，跑了20多层楼下到大厅，值班的刚好是我熟识的托尼。

我：“托尼啊，没事，就是来看看你。都还好吧？”

托尼：“还好，托上帝的福。”

我：“家里人都安全吧。”

托尼：“安全，托上帝的福。”

我：“你不是坐地铁来上班吧？”

托尼：“不是，我开车，托上帝的福。”

我：“那啥，听说咱楼有人确诊了，你知道是几层的吗？”

托尼：“嗯。。。不造啊。”

我：“难道他们连你们门卫都不告诉吗？”

托尼：“真的不造啊。”

我：“那你们要是都不知道谁确诊了，怎么确保他们真的在家里隔离，而没有擅自跑出来呢？”

托尼：“不造啊。”

我：“其实我并不想知道这些邻居是谁，只是想看看我是不是应该关掉暖气和把厕所的通风口封起来。”

托尼：“不造啊。”

我：“唉，好吧，你保重吧。”

托尼：“托上帝的福。”

跟托尼道了晚安，沿着相对安全的楼梯爬回二十多楼的时候我心里狠狠的想了一句：“托尼，你特么是上帝派来给经理那录音电话当捧哏吧？”

三、

我本来就是个遇到阻力马上就放弃的人，所以这件事到这儿本来就该画上句号了。可是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上突然看到《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讲病毒浓度对感染者的影响。

文章列举2003年SARS时香港发生的一人感染19人的例子说：“跟感染者住在同一个楼里的邻居因为暴露浓度高，不仅更容易感染，而且很容易死亡。相对来说，离得较远的邻居，即使感染症状也较轻。”

这下子我又坐不住了，照我们物业这种“不透露任何信息”的通知方式，早晚所有邻居都得倒霉。我们楼独居老人特多，我一下子有了一种带着大伙儿逃命的使命感，奋笔疾书，给物业写了以下的电邮：

“ 亲爱的经理，

咱们昨天刚就如何通知邻居感染的事儿聊过。我理解你们对隐私的考虑，但同时也知道感染者的近邻风险比其他人高。今天《纽约时报》上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了，链接在此，请阅读。

我认为通知近邻附近有人感染是防止病毒在本楼进一步传播的明智之举，我们家里都有暖气和通风口，感染者的近邻可能会想要把这些口封起来以便更好的自我保护。

我知道透露过多感染者信息可能会使他们在如此困难的时期感受更多不必要的压力，但有没有一种不用给他们增加压力又可以通知近邻的方法呢？比如我们不必透露哪个单元出现了确诊，只告诉上下一层或两层的邻居他们附近有人确诊，请他们多加小心？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小小建议，仅供你们参考。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所有邻居都好好的，活着等到我们能够在楼顶活动室的派对上互相拥抱的那一天。

祝您和您的家人以及工作团队健康平安。”

经理的电话录音估计并没连着电脑，这封信至今并没有人回。

四、

要说隐私意识，虽然中国人这几年也开始时不时把这个词挂在嘴边，但在谷歌上打入中文词“隐私”，可以找到9亿6700万个搜索结果，而打入英文词“privacy”可以得到149亿5000万个结果—对这事儿，咱们还真不如别人念叨得多。

在美国，孩子们的考试成绩好像五角大楼的机密，老师发成绩单时都是脸朝下倒放在学生桌上，以免被邻座的同学瞄了去；中国孩子的成绩却像GDP指标，老师恨不得昭告天下，甚至还会在教室里从高到低贴出来供全班同学观瞻。

美国医生只跟病人本人讨论病情，其他至亲如果没有病人的明确授权全都被当作“外人”，别说参与意见，连病历都看不到；中国医生往往是把病人晾在一边，所有决定都得先问家属，对于重症病人，医生帮着家属圆谎，把病人蒙在鼓里也不稀奇。美国人最忌讳谈论个人工资收入，但对中国人来说，没谈到这个话题的亲朋聚会就像一道没放盐的菜一样澹然无味。

要是平时，谁不喜欢隐私保护较强的社会呢？可是真到了为神圣的隐私权奉献一切包括生命的时刻，别怪我意志不坚，我是真心开始想念起朝阳群众和红袖章大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