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筱箐

关于沈阳一粥店悬挂条幅“庆祝美日疫情”这件事，我实在无话可说。想说的话一年以前已经说过了。去年3月15日，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遭到仇恨血洗，51人死亡，49人受伤，我写了这篇《苍天不仁，才有我们》。这件事不是那件事，但这件事真的不是那件事吗？时已过，境未迁，同样思维像病毒一样不断变换着形态，重复上演。

人们之间的仇视大多来自于看不到摸不着的抽象概念或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渊源，但在人类多桀的命运面前，这些理由显得多么孱弱和荒谬啊。但愿这次疫情能让我们明白，“我们”和“他们”并非想象中的界限分明，即使那些看上去跟你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的人，对他的苦难视而不见甚至幸灾乐祸，最终伤害到的不只是他还有你自己。如果能这样，那人类今日遭此一劫，受的这些罪也算没白受。以下是那篇旧文，原载3月24日，腾讯《大家》：

新西兰基督城的清真寺遭血洗之后这几天，在我脑海中不断回放的不是凶手漠然又决绝的脸，或上面写满了白色宣言的冰冷的黑色冲锋枪，不是听起来像爆竹却令人牙齿打颤的枪声，或倒在血泊中没了气息的尸体，也不是随之四起的各种声音——白人至上、穆斯林浪潮、移民政策、美国人顺带手对川普的指责和白宫激烈的抗辩。我突然想变成全失聪半失明，什么声音都不想听，大部分的画面都不想看。

只有一个镜头挥之不去：人们在路边为死难者献上的团团簇簇的鲜花，花丛里那些画着红色的心，写着“手拉手站起来”的小卡片上，和走在花间手捧着照片四处打听着亲人下落的家属们。人群里有个老妇人，用手机向路人展示着亲人的样貌，询问着他的生死。没一会儿，自动屏保启动，老妇人没觉察，还是照样把手机捧在胸前。被人提醒后她看了一眼黑漆漆的屏幕，眼泪瞬间奔涌而出。

这个镜头对我并不新鲜，同样的场景我曾经亲眼见过。9·11的时候，我是个刚到纽约不久的留学生，学校跟世贸大楼距离只有几站地铁。劫难发生后，曼哈顿下城开设了几个寻人中心，其中一个就在我的学校附近。每天上学放学，我都不得不从那些手捧照片失魂落魄的人们中间走过，不得不听到那些询问爱人下落的喑哑的声音，不得不看到那些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绝望的眼神，不得不一次次的转过头去躲避开凝固在照片里那些或许已成遗容的笑脸。

大头巾、长胡子、金发碧眼、白皮肤、安拉、基督、文化的兴起衰落和反弹、人的焦虑猜忌剑拔弩张，这些就像电影镜头里的元素，18年来一样没少，只是不断的翻转交错，重新排列组合，直到现在凶手和被害人完成了180度的大调角。因果循环往复，仇恨画地为牢，屠杀驾轻就熟，争执毫无悬念，人们习以为常。人类到底还能不能走出这个冤冤相报的圈，谁也不知道。

2011年9月，9·11十周年的时候，零点废墟上的纪念馆终于落成，我采访了纪念馆的主设计师麦克·阿拉德，他是个亲身经历过这场劫难的人，在金融区上班的老婆差点被埋在里面，纪念馆落成时他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才刚8岁。纪念归纪念，缅怀归缅怀，阿拉德对类似的事件不再重演并没有信心。我问他如果仇恨随时伺机而出，孩子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个令人沮丧和不安的世界，他说：“也许战火还是会发生，有些生命还是会无谓地死去，但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劫难中坚守自己的意志和信念，不让它改变我们是谁。”

他说得慷慨激昂，我听得心潮澎湃。现在想想，那时候不管是四十出头的阿拉德还三十大几的我都还是太年轻。而世界又太复杂，复杂到如今我已经过了他当年的年纪时才想起要问一句：可是“我们”到底是谁呢？

“我们”是一个多么充满诱惑的概念啊，浑身上下散发着神奇的向心力，给你认同感、安全感、归属感和正义感，给你超越小我的人生意义，给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错觉。但你看，中文“我们”里那个“们”，一转头就能跟别人凑成“他们”，英文WE里的W和E，长得那么像，脸却永远朝着不同的方向，明明就是随时准备分道扬镳的两个人。“我们”其实是一个多么朝秦暮楚狡黠善变的概念啊，在这上面建立起的关系、理念和愿景都完全靠不住，就像人心。

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当然没有永恒的“我们”，西方与穆斯林之间的恩怨，西方与东方的博弈，西方国家与他们自己的合久必分攻守抗衡如今已经是世界的主题。人与人之间的同盟更不结实，川普的前律师、曾经自称能为他两肋插刀的Michael Cohen最近在国会作证历数前老板的桩桩丑事，七个半小时的发言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你这个挨千刀的大骗子，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这对曾经如胶似漆的“我们”如今好像反目成仇的夫妻，但更让人伤心的是，天下大多数反目成仇的夫妻也像他们一样曾经那么如胶似漆。其实夫妻反目也没什么稀奇，最近刚公布的一个调查发现六分之一的美国人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都已经跟至少一名政见不同的家人吵翻不再讲话了。我采访过这些政见截然对立的人们，他们各有各的道理。

9·11刚发生的头一两天，有看客为颐指气使的美国终于被教训而欢呼。我知道，因为其中有我远在中国的朋友。我不怪他们，毕竟那时候对他们来说，这件事远在天边，他们没有看到我看到的那些令人心碎的街头寻人。不同的经历和视角让人们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每个人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和视角得出的观点、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在别人看起来可能偏执荒谬不可理喻，但在以他自己为中心的那个世界里都显得那么逻辑顺畅无懈可击。也正因此，每个人都是孤岛，他人即地狱。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真的有个时光机，让那些恐怖袭击可以像倒带一样回溯直到鸿蒙之初，那我们也许会更沮丧。因为你会看到每个人在执念中迈出的每一步其实都是在向着一个血肉横飞的宿命狂奔，你预先看到了那个结果，却无法改变那些执念，因为你自己也在执念之中。这大概是这世上最难的那道题——环环相扣，全是死扣。所谓的爱和原谅，在这些死扣面前根本无能为力。

答案在哪儿？智慧的先哲说，我们都生活在沟渠之中，却总有人仰望星空，那或许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励志鸡汤。当地上的死胡同看不到出口的时候，答案可能真的就在星空里。1985年日内瓦峰会时冷战中的美苏两国总统曾经有过一次单独散步，身边只带了翻译。当时两人的谈话内容一直是个秘密，直到2009年戈尔巴乔夫在美国电视名人Charlie Rose的访谈节目中透露，那次里根跟他讨论了外星人入侵的问题，两人当即同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两国就立即停止冷战互相支援，共御外敌。

只有当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人类才能放下争执，成为一个结实的“我们”。刘慈欣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流浪的地球》里，在人类强制减员的残酷斗争之后，他安排了一个在现实世界里有如天方夜谭、各国通力合作的“联合政府”。

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灭顶之灾，这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未必会发生，但有一件事倒说不定真的可能实现。当今世界至少有三个人在大张旗鼓的琢磨把人送上太空旅行的事，分别是维珍集团的老板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Space X老板马斯克（Elon Musk）和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Jeff Bezos）。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布兰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1987年出版的那本《全局视角》（The Overview Effect）对他影响很大。书里记录了一些宇航员从太空遥望地球的感受，他们说：“你看不到肤色族裔或政治那些导致世界分裂的界线”，“感觉所有人是一个整体。” 理查德说：“我相信人们一旦走入太空，再回来时就会用全新的激情去解决我们这个星球上的问题。”就凭这个，在这场三元太空竞赛中，我希望他赢。

当然，就算人类实现了太空旅游，这也只会是个富人的游戏，靠这几个人从太空遥望地球的感悟来扑灭地球上已现燎原之势的仇恨的野火根本也是杯水车薪。但普通的你我就算不能得到这种昂贵的体验，我们也有我们的天啊。

2月26号，纽约市举行了公益维护官的选举。这是全市三大高阶公职之一，是紧急情况下市长的顺位继承人，17名实力雄厚的候选人群雄逐鹿，最后胜出的是个叫威廉姆斯（Jumaane Williams）的黑人市议员。我对他和他所代表的社区基本全无了解，只知道他从小得了一种不可治愈的神经性疾病，导致他在讲话时每隔几分钟就会全身抽搐一下。对不知内情的人，这样的景象看上去或许更容易让人跟他刻意保持距离。

那天晚上他的竞选演说开始也没有太多新意，充满激情的讲了一些自由派大道理。但到了演说最后，他突然画风一转说自己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在为这个病接受治疗，曾经他以为这个病已经给他这个人下了定语。说到这里他有些哽咽，平复了一下心情，接着说：“我知道，在某处，有一个黑人孩子，一个小小的孩子，他每天哭着入睡，没有人知道他经历过什么，这个世界并不鼓励他敞开心扉。我心里经常想着这个孩子，现在我要对他说，我叫威廉姆斯，我是纽约市的公益维护官。”

我报道纽约政坛十几年，这是第一次让我听哭了的胜选演讲。那个黑人孩子或许是他当年的自己，也可以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懂了这个我之前一无所知的人，甚至也明白了在这次选举的前两天发生在德国的一场滑稽剧般的小事件：七八名救援人员通力合作，当街救下了一只卡在下水道井盖上的老鼠。

世上本来没有“我们”，但天地不仁，每个在世间挣扎着的生命最后都是“我们”。你不用知道他的故事，不用同意他的观点，甚至不用关注他的存在，但无可否认的是他跟你一样都是妈生的，他的眼泪，恐慌和绝望跟你的一模一样。要是你看到那样的眼泪、恐慌和绝望的时候还不能感同身受的话，那我觉得，你需要验一下DNA——你可能真的不属于人类这个物种。